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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关于妓女的旧作

[按 2014年2月9日,就在马年新春第二个工作日,东莞又掀起雷霆万钧的“反妓运动”,当局出动警察6525名,查封12家娱乐场所,抓获67人http://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l_2014_02/10/33638344_0.shtml,不知其中是不是包括一对倒霉的情侣。http://news.72177.com/a/201402/101539126.shtml。6525名警察是啥概念?据回忆,一次颇具规模的日军扫荡只有11名日本鬼子(参阅《日本鬼子一次真实的扫荡经过》,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96&id=9545264),一个团的编制也不过一千多人。此足见规模之巨,决心之大。想想6525名警察同时出发,伴之以现代化的隆隆警车,其场面是何等壮观,妓女和嫖客是何等胆战心惊!虽然妓女合法化在世界上不是多数,但是,用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付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姐,相信在世界上绝无比肩者。如果用此力来反腐,相信贪官污吏决没有现在这样悠哉游哉;如果用此力来抓小偷,相信小偷的日子决没有现在这样好过。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从中我还是看到了社会的些许进步。一是警察不像以前那样把妓女们圈起来游街示众了,二是民众对妓女们不再那么“同仇敌忾”了,相反,他们对妓女们表现出可贵的同情与理解,这是人的真性的流露——同情弱者是人的本性。

一年多以前(2012年)联合国首次发表有关亚洲卖淫合法化的研究报告,探讨了卖淫有罪化如何影响亚洲各地的性工作者的生活以及加剧艾滋病疫情的问题。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现在卖淫被禁止的地方,性工作者非常弱势,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非法的,也被污名化。研究人员认为消除法律对性工作者的处罚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得到健康检查和治疗方案。《联合国报告呼吁亚洲国家将卖淫合法化》广安论坛http://www.mala.cn/thread-5712965-1-1.html

我并不认为性工件是一项高尚的职业,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项古老的职业,无害的职业。起码它为生活在社会基层的无助的女人与家庭提供了一条活路,正像一个段子所说的——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她没有侵害他人的利益,她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来换取报酬。而且,妓女是有社会贡献的,起码她有助于家庭稳定,减少因性导致的暴力,缓解长期分居及无力聚妻的弱者的性焦虑等等。因此,与其用巨资来取缔娼妓,不如用法律来规范它、约束它。

当然,娼妓合法化肯定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诚如俗语所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清楚地知道,娼妓合法化在中国目前仍然是痴人说梦,是个讨人骂的主意。不过总得有人说,总得有人挨骂。身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挨骂是我的义务。因此,将两篇旧文贴上,一篇写于8年前——正好相当于整个抗战时期,近的也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

 

 

想起了福柯——妓女公展有感

发表时间:2006-12-2 10:59:00

11月29日,深圳市福田警方分别在上沙下沙、沙嘴召开两场公开处理大会,百名皮条客、妈咪、流莺(站街招嫖女)、嫖客等涉黄人员被处理。50名涉嫌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被全副武装的民警押解到现场。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当地群众前来观看。福田警方的打击涉黄犯罪专项行动以沙头、福田、南园、梅林、景田片区城中村为重点,全面查封违法违规场所,严厉打击皮条客、灯头(容留吸毒人员的组织者)、鸡头、妈咪、保护伞及其他黑恶势力,打击路边、公园等场所招嫖女、卖淫嫖娼、派发色情卡片活动,清理出租屋内从事色情服务、卖淫嫖娼的违法犯罪人员,挤压利用出租屋违法犯罪的空间。《深圳“公处”涉黄者》,《扬子晚报》2006年12月1日。
  看了这则消息之后,心里不能平静。这使我想起了早在1979年,李步云教授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1979年10月31日)的文章,内中提到罪犯也是中国公民、罪犯也有权利,罪犯不但有一般的权利,罪犯还有政治权利(非经法律剥夺部分),我记得有些外国的宪法中还有“不得制定剥夺公权的法律”的规定。1992年,司法部部长蔡诚就《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发表电视讲话。内中特别讲到“长期以来,中国劳改机关十分注意维护罪犯的人权”,讲到我们“尊重罪犯的人格,维护他们的法定权利”,讲到我们“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把他们当人看待,坚决反对任何侮辱人格、虐待和迫害”。参阅《蔡诚就〈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发表电视讲话》《人民日报》1992年8月13日。罪犯尚且有权利,何况未经审判的公民?
  中国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士”在中国古代是作为“真正的人”来解,如果将古代只有“士”可以享受的待遇扩充到人,就是“人可杀而不可辱”,这就是人格尊严。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人的尊严之上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它的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我国宪法也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8条)现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已经成为我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因此有辱人格的任何行为不但违反伦理、违反世界人权法,也违反我国现行法律。
  古代的法律、特别是惩罚性的法律是不把人当人看待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给人以痛苦,并将痛苦展示出来,以警示后人。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人只要看一看福柯的《惩罚与规训》的可以了。以羞辱人格作为刑罚、作为对大众进行“教育”这方面,中国人是世界之最。在周代,我国就有文革中的“游街”,带枷示众更是主要的“教育性”惩罚措施。不知从何时起,“公审大会”被发明出来,待决犯人被绳捆索绑,像抓来“待宰”的羔羊那样被集中在一起展示,其目的主要当然是展示统治者的“战利品”,以显示统治者的丰功伟绩,显示他的权威,表示他的不可侵犯,其次当然是杀鸡儆猴。在这里,“羔羊们”被完全客体化、工具化了,他们不是人,而是统治者达到目的的工具。
  说实话,此类事情在中国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特别是在“严打”起来的时候,人们已经麻木,它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公处大会吸引了千余名群众观看,人群对于官员的讲话报以掌声就是证明(还有图中的那个记者,他跪在地上,镜头几乎贴到那个被展览的公民的脸上,要拍下她受羞辱的、难堪的那一刻)。这使我记起中学里读过的鲁迅先生的《药》。不过,这次的“展示”还是令我吃惊,因为它发生在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地,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
  另外,这种“运动式”的所谓执法本身是值得质疑的。据福田警方统计,11月25日、26日、27日,警方共出动了3000人次警力,连续开展三次集中统一行动。截至11月27日下午5时,共破获涉黄案件109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67人,其中卖淫嫖娼行为人67人,站街招嫖女71人;其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同时查封取缔场所79家,查封出租屋78间。战绩当然可观,但是,我要问:为什么要等到问题积成堆以后再来“严打”?平时我们的警察到哪里去了?黄、赌的泛滥,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政府的失职甚至纵容。在一些地方,警察与“桃色企业”勾结以谋利是公开的秘密,没有几个成规模的这样的“企业”没有官方背景。最近,有一个好的事情,就是,公安部下令今后罚款要全部上交国库,这从利益上切断了“无烟工业”与警察的利益关系。这是一个治本之道。我们期待着它的贯彻。

妓女与经济  

发表时间:2009-11-1017:03:00    

   妓女在古代普遍存在,在印度甚至有过宗教性质的“性奉献”。中国当然不能免俗。远古只有家庭女奴,没有商业目的的妓院,不过,穷人良家作为“副业”偶尔为之的“私娼”想必是有的。将卖淫作为一项“国营事业”来办的创意来自鼎鼎大名的管子。

   管仲相齐的时候,发展经济的一个绝招就是建立国营的“国家大妓院”,称为“女市”。女市里的基本组织为“女闾”,管仲在繁华的都城临淄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共700。按周礼——5家为比,5比为闾。则一闾为25家。女闾700,为17500家。按一家一个妓女算,当时的临淄起码有17500个“国家性工作者”,可以想见当年临淄“繁荣娼盛”的局面。难怪人称当年的临淄是联袂成云,挥汗成雨呢。临淄总人口曾达7万户之众,考虑到中国古代是大家庭,户平均人口当在10人以上。如果这个猜测可信,则临淄的总人口当近百万。联想起坊间传说,大概在三年前,某强势小市因娼太盛,民众不满,因此严打,但是不久即告偃旗息鼓。原因是上面不让搞了,因为明显影响经济发展,特别是“夜经济”。此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管仲的远见足识。

   管仲这一手确实有许多高明之处。一是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二是解决了无妻穷人的性饥渴问题,想必也使性犯罪大大降低。俗话说“十杀九奸”,性犯罪一解决,社会秩序也必将大为改观。许多人认为妓女破坏家庭,其实不尽然,妓女的存在减低了男子与他人妻子发生性关系的概率,这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家庭的稳定——因为妓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妻子通常不会担心妓女影响自己的妻的地位,除了特例,男子也不会与妻子离婚而娶妓女为妻。

   当然,它的道德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首先是她以牺牲女性的人格尊严为代价,其次是妓女的家庭利益没有考虑在内,三是对下一代会有不良影响。

   不过可能是利大于弊,娼妓制度符合统治者的最大利益,特别是中国的统治者不可能从人权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这一传统在中国其实是保留了的。《魏书•西域传•龟兹传》中就记载龟兹国“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这当是公娼,或者是“烟花税”。《宋史•太宗》有“辛卯,继元献官妓百余,以赐将校。”的记载。明仁宗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明史•刘观列传》。这些官妓其实是公用性奴,而国家从他们身上赚钱,是典型的“公有制无烟工厂”。不过,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性剥削”,严重侵犯人权。他们是与儒家的性道德共存的。这非常值得研究。

   至明代,正史方见批评官妓的记录:“太常非俗乐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为”《明史•解缙例传》,这当然是少数派的议论,不足为凭。因此,批评归批评,现实归现实——中国人是最讲现实的。如果你要以“理论”来评价现实,人们会说你是“书呆子”,是“不明事理”,至于理论呢,那是“不切实际”。

   1949年在大陆上消灭娼妓当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在台湾,当年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时的一大功绩便是在台北市逐渐取消公娼,这当是他赢得民意的第一站。但是遗憾的是,不知何时,大陆已经成为“性工作者”最多的国家,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600万娼妓。而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万-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万-8400万之众。《中华学人研究报告:当代中国妓女历史、泛滥及演进(3)妓女现状及演进》,http://www.nn365.org.cn/forum/thread-286-1-1.html看来要在事实上消灭娼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可以选择的路有两条:一是娼妓合法化,改变目前“犹太抱瑟琶半遮面”的状态。因为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娼妓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由于卖淫本身不合法,无法对它进行管理,强迫卖淫犯罪难以遏制,同时也难以遏制A滋的蔓延;二是严格实施现行法律,对卖淫嫖娼动真格的。如何选择就要看领导者的智慧与胸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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