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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道德的重轭

2013年6月,四川达州城区,蒋婆婆摔倒在地,大腿根部粉碎性骨折。婆婆摔倒后,手里死死抓住一位9岁小朋友的手,坚称是三位小朋友撞倒。小朋友家人则表示,孩子当时是去搀扶老人,由此发生争执。经警方调解无果后,11月21日,其中一名孩子家长向派出所报警,警方以欺诈立案。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通过官方微博通报,蒋婆婆系自己摔倒,有3名目击证人证实。因敲诈勒索,公安机关给予了蒋婆婆和儿子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不过,考虑到蒋婆婆已年过7旬,行政拘留依法不予执行。11月23日,老人一家表示不服,将申请复议。25日,74岁的蒋婆婆面对电视台的采访,坚持小孩将她撞倒。《摔倒老人下跪坚称“冤枉”》2013年11月25日成都商报电子版http://e.chengdu.cn/html/2013-11/25/content_439848.htm

在现制下,纠纷双方的胜负不仅是法律上的,更是道德上的,双方都没了退路,因为法院判断的真实是“客观”的。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将胜负转到证明责任上来,区分证据上的胜负与“事实真伪”,使法官就由一个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裁判者变成单纯的法律裁判者。对于当事人双方,则输了官司并不一定输了道德。因为输了官司的一方只是自己的主张无法证明,可能是有理的。这就一方面避免道德误伤好人(因为败诉的一方可能是冤枉的),另一方面,因为减少了败诉方的道德成本,从而降低败诉方对判决(决定)的对抗情绪,缓解缠讼的动力,也可以减少双方的对立情绪,降低形成世仇的概率。从司法方面来看,也减少了司法的压力——他只能在证据规则下解决问题,无法洞察真实——法官不是神。

对于此事件,在法律与道德分离体制下,如果小孩家长之诉达到证明标准,则判决(决定)蒋承担责任;若达不到证明标准,则判决(决定)小孩家长败诉。但是这个决定并不认定小孩一定撞了蒋婆婆。依据我从报端获取的有限信息,我认为没有达到证明标准,因为行政处罚责任的证明责任标准远高于民事裁判的“优势证据标准”而接近于刑事的“无合理怀疑”的标准。如果蒋婆婆进而要求赔偿,则可以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她能够证明小孩撞了,则判决赔偿;如果达不到证明标准,则判决败诉。败诉的蒋婆婆只是无法证明自己的诉求,不必背负“敲诈”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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