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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劳动教养借尸还魂

昨日,日本山梨大学石塚迅教授来访。石塚教授是研究东亚宪法、特别是中国宪法的。在谈到中国废除劳教时,他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填补劳动教养废除后的法律真空。我对他说,您所担心的问题不存在。中国合法的惩罚体系包括刑罚与行政处罚,对于应当惩罚的侵害个人与社会的行为,重者入罪,轻者行政处罚。刑罚的下限,与行政处罚的上限相衔接,构成一个从重到轻的合理的惩罚之“格”。我的评价得到了石塚教授的认同。

此前,在与一些同事的交流过程中,也有人存在类似的担忧,说是劳动教养废除了后,要有一个“违法行为矫治法”,似乎劳动教养废除了,社会就不得安宁了。

今天早上打开电脑,看到一篇《北京青年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尽快填补废止劳教留下的制度真空》(2013年11月24日)。阅后方知道,持“废除劳动教养后存在真空”的认识的人,还不在少数。一些朋友担心劳动教养废除后会造成“过大的真空”,“可能会给目前的刑罚适用和行政处罚适用造成影响,或是出现惩罚失衡,或是带来秩序的危险和公共治理的缺憾。”我认为此种担心不必要。

之所以产生“真空”的想法,重要的原因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当年劳教的用意即在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予以衔接,实现违法和轻罪行为的矫正。”就是这种错误认识中的一个。当年建立劳动教养制度的时候,“行政处罚”这一制度是否存在还是个疑问,即使存在,劳动教养的上限与刑罚的下限之间的严重重叠,就表明它不是为了“衔接”,而是为了法外用刑,看一看劳动教养的历史就十分清楚。

19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内部肃反运动,抓了二百多万人,除了判刑的外,还有几十万人关在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很难判刑。对这些不能判刑、不够判刑、又不愿意放的人,成了一个大难题。[1]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5年《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出台,决定对这些人实行劳动教养。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1956)》中将劳动教养对象扩展至土改中被惩罚者的“家属”,文件中规定:“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作为反右工具出现的1957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对象比上述党内文件所规定的范围又极大扩展了,[2]它其实将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及单位里“不听话”的人都囊括进去了,当然,主要的矛头指向所谓“右派”。可见劳动教养压根不是为了什么“衔接”。如果我们看到劳动教养与刑罚的严重重叠,特别是劳动教养的处罚重于拘役与短期自由刑,就可以知道,恰恰是由于劳动教养的存在,使得惩罚体系“不衔接”,不合逻辑。事实上,当年制造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法外用刑,为了规避刑事程序——因为当时刑法并不存在、起码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刑法,所以不必规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制定以后,权力者之所以偏好劳动教养,就是因为它可以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弃之不顾,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夺公民自由。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特别是在1999年法治入宪、2004年人权入宪后,法外用刑的劳动教养的非法性就更加昭然若揭了。且随着右派基本上平反以后,劳动教养的实际作用降低,一度全国在押劳动教养人员从数十万降低至6000多人,这本来是一个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将整个惩罚体系纳入法治轨道的良好时机。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法治与人权观念没有确立,由于“权力在笼子外”,法外施刑的劳动教养制度死灰复燃,它成为维稳第一和截访的不二法门。

当下,许多人对“违法矫正”这一概念非常强调,更有一些人甚至明确提出“保安处分”这一纳粹偏好的概念,以期在劳动教养废除以后发展出一个“矫正体系”来“填补”劳教,这就值得警惕了。这种认识也是建立在对劳动教养的错误认识之上的。一些人认为,劳动教养是单纯“惩罚”的错误思想的产物,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后当发展出一个矫正体系。这个前提性认识是错误的。当年劳动教养的制造者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恰恰相反,他们的目的正是“矫正”,通过强迫劳动来“矫正”不能判刑的反革命、反革命家属、右派、坏分子等等,因此,缺乏法治导向的“矫正”可能与劳动教养暗合。

如果废除了劳动教养就会产生惩罚体系的不“衔接”,就表明劳动教养使我国惩罚体系中“衔接”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如果废除了劳动教养,就需要一个新的矫治体系,就表明劳动教养是一个有效的“矫治”方法,而不是惩罚。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要问:我们何必要废除劳动教养?“改革”它不就行了吗?

我党之所以要废除劳动教养,当然不是因为它是惩罚体制“衔接”的一部分,也不是因为它“重惩罚,轻矫正”,而是因为它不合法,它与现行宪法不一致,与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不一致,也违反相关人权国际条约,因而不存在改革的可能。

当然,话得说回来,我并不认为我国现行惩罚、矫治体系没有完善的必要,恰恰相反,它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比如,强制戒毒制度是否以“自愿”为前提,是否当接受司法评价;比如对具有攻击性的、具有攻击行为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是否以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日本如此规定)等等,都有完善的必要。但关键问题是,完善的方向应当明确:建设法治国家,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只有明确这一方向,这方面的改革才有合理性。如果还是“维稳第一”,缺乏控权之维,缺乏人权之维,那么,所谓“矫治”只怕是劳动教养的变形金刚,法律人不可不防。



[1]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2]《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规定的劳动教养对象是:(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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