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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多炒作,反腐倡廉靠制度

(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2日。)

近来,“表哥”、“房叔”成为网络热词,陕西“表哥”、广东“房叔”因网络舆论而相继落马之事再次引发人们对网络反腐的追捧。网络真能反腐么?如果能,它在反腐制度中的地位如何?在我看来,网络反腐半是民众对反腐失望的情绪宣泄,半是官方的“反腐政绩”粉饰。反腐的根本之举在制度。

什么是网络反腐?这是一个不精确的概念。狭义的网络反腐当是指导致“表哥”、“房叔”落马的网络行为,即网民通过网络透露的腐败的蛛丝马迹,对贪官在网络上穷追猛打,倒逼反腐机构作为的行为,应该说这本身就不正常。学者眼中的网络反腐除此以外还包括、甚至主要是指官方利用网络作为获取信息的手段进行反腐的行为,这主要是指建立网络举报平台。网络举报平台其实是正常反腐体制对网络的利用,是反腐体制的一部分,很难称之为“网络反腐”。本文的概念以前者为主,兼及后者。

人们对网络反腐的功能太过乐观

早在本世纪初网络反腐就进入了各界的视野。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1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2007年12月,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正式开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的官方廉政网站已超过200家。与此同时,“中国舆论监督网”、“中国民生申诉网”、“中国百姓喉舌网”等民间反腐网站也相继建立。不少地方建立完善了举报网站,有的地方还开通了工作QQ和手机短信,鼓励网上举报。如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对网上实名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公民,经查实结案后,最高可奖励10万元。

2009年,网络反腐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胡锦涛总书记在《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局面》一文中强调指出:“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等等,目的就是要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建工作效率。”到2011年,网络反腐得到了诸多政府部门的充分认可和认真对待。

差不多在同时,学者对网络反腐开始注意。最早的一篇网络反腐文章出现在2002年,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2008年前的七年中只有19篇短小的文章。至2009年,文章呈爆炸式增长,一年达42篇,2010年达75篇。文章集中在对网络反腐的功能、作用及制度建构等方面。对网络反腐的评价几乎是一边倒,赞赏有加。网络反腐自有其优势,其要者如:网络的匿名性降低了言者的风险成本,从而使反腐机构更便捷地获取更多反腐信息;网络“直线式”的信息传递方式,减少了腐败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为举报者提供了便利;网络的公开性,在震慑腐败分子的同时,对反腐机构也有一种督促与倒逼作用。

但是,善良的人们无疑对网络反腐的功能太过乐观了,有的人说,“网络颠覆了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使腐败无处可藏。”“网络改变了权力运行上下脱节的异化困局使腐败无力可为。”似乎有了网络反腐,腐败问题就解决了。倘若真如所言,则反腐早已不成问题了。其实,网络反腐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网载可以归功于网络反腐的第一个成功案例或许是株洲市粮食局局长何智案,他的落马起因于2006年底网友在网上发帖举报,其次是南京的天价烟局长周久耕落马案(2008年),“日记局长”韩峰案(2010),再就是今年的“表哥”、“房叔”案,等等,屈指可数。在诺大之中国,与庞大的贪官污吏基数相比,这几个人实在是微不足道。

网络反腐缘何“雷声大,雨点小”

网络反腐为什么如此的“雷声大,雨点小”?这是网络反腐的性质所决定的。网络反腐的实质是一种舆论监督,它通过将贪腐行为的蛛丝马迹在网上公开,引发社会关注,以此“倒逼”反腐部门,迫使其作为。网络舆论最终能否转化为反腐的制度行动,关键还是看反腐制度是否有效。因此,对反腐而言,它只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过分强调它的意义,或者进一步依靠它来反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然网络反腐的实质是舆论监督,网络反腐就与舆论环境有关。要提高网络反腐的实效,就得完善网络表达自由的法律保护。第一,当反思网络实名制,单单从网络反腐的角度来看,实名制使网络提供的“匿名”优势不再存在。第二,关于改变追究网络言论责任问题的法律原则,放弃时下的“真实性责任”原则,采取“故意责任”原则。也就是说,不能要求网络举报者的言论是真实的,只要不是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就不存在责任,对所有的转帖、评论者都不能追究责任。第三,对于刑事责任的诽谤问题,当禁止追究对于政府的“诽谤罪”,对于个人的诽谤,则禁止提起公诉,防止此罪成为贪官污吏的保护伞。第四,言责的构成与责任轻重方面,当贯彻“公众人物”从严把握的原则。看看目前许多地方大员随意控制网络,动辄动用刑事手段打击网络发贴、转帖人的现象,就知道上述改革是何等重要了。

网络反腐在性质上属于舆论监督,网络反腐的兴起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传统媒体到哪里去了?近年来,传统媒体对权力的监督日益萎缩,它们成为权力的“喉舌”,成了只会唱赞歌的“鹦鹉”。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当媒体成为当地权力的一部分时,它就不可能监督权力;加上近年来所谓反对“异地监督”这种荒唐的做法,再加上金钱对权力的收买,传统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大打了折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焦点访谈”栏目的变异。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少数敢言的媒体,权力不断地施压,使敢言者的成本越来越高。近来的例子是,《云南都市时报》A30版原来打算推出《福建“表叔厅长”来了》一文,涉及福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手戴5万元雷达镶钻手表,腰挎15000元爱马仕腰带一事。但几十万份报纸印刷后,却被“跨省销毁”。舆论监督竟被挤压到如此程度,当引起社会与官方的重视。社会理性交往的渠道越走越窄,这决不是好事。

折射出来制度的缺陷

网络反腐的表面繁荣折射出来的是制度的缺陷。首先是反腐制度的缺陷。现在中国的反腐制度主要存在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地方集权,即地方上事权与“风宪权”的不分,使风宪官服从“事权”,从而导致反腐制度的空转;二是猫多不捉鼠,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如此多的反腐机构:纪检、监察、检察、政法委、反腐败总局、五花八门的“监督”,真是应有尽有。但是,制度化的程度太低,法律化的程度太低,致使效力低下,甚至自己就成了腐败之源。从小的地方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举报人、证人的保护制度不力,形成了“好人怕坏人”的制度环境,见腐败敢怒而不敢言。

网络反腐表面繁荣的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关系的权力化,法律规范意义低下,特别是在官员间的关系上,法律堪称缺位,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权力失去了下级的监督。天价烟、名表、名带、小三都是日常生活中看得见的,更不用说几十套房子是无法藏在口袋里的,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网络上发声才引起重视?腐败分子周围的人为什么都是“睁眼瞎”?这表明腐败分子的下属与他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不敢举报,或者是腐败分子周围的人本身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利益均沾,大家有份,例如前武汉中院的腐败案,同时也表明有些官员对腐败问题已经麻木。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它表明公民反腐意识强了。恰恰相反,公民周围天天发生腐败,只有几个人(相对于近六亿的网民,参与网络反腐的公民所占的比例是极低的)在网络上点点鼠标,这说明公民对腐败已经麻木,公民的公益精神低下,犬儒主义正成为一些人的行为方式。

总之,网络反腐对于反腐只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幻想它能够起到有效控制腐败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正确的做法当是,在完善网络舆论环境、充分发挥网络反腐功能的同时,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建立权力制衡制度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下,第一步是将风宪权从事权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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