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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国者王造时

——纪念王造时遇难40周年

 

王造时大律师的事说不完,今天只说因爱国而惹祸一事。那是 1941年4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还附了一份《共同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条约”和“宣言”公布后,中国人民震惊,世界舆论哗然。当时在重庆的“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人相约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请大家对此事谈谈看法。参加座谈会的各位先生认为,苏联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在援华抗日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过帮助。但是,当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之际,而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作为选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实在令人遗憾。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而且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日救国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确有对他们发表意见的必要。
  会上,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王造时挑灯夜战,急就信稿,交给张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里再次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定稿,签上名字。
  王造时执笔写的这封信,他既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感到“莫大的遗憾”;但又考虑到苏联是我国的友好领邦,支持了中国的抗战,所以在内容上十分克制,摆事实,讲道理,语言和措词都很客气友好,心平气和地表明自己的正义立场。此信签名之后,由沙千里誊写了两份,并由沙送至苏联驻华大使馆潘友新大使转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时送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到信件后,转由中新社发表。当时正在重庆的中共某领导找沈钧儒、章乃器等谈看法时说,救国会的朋友们写这封信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虑到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反苏反共分子所利用。沈钧儒当时表示说,我们考虑问题不全面,有些欠妥。而章乃器则坚持说,为了维护国家的神圣主权,此信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提及此事。他答复斯诺说:“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但以后发生的上述这些事情,因王造时早已回江西了,他一直不曾知道。
  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使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按照苏联《真理报》所定的调子解释说,苏日条约的签订,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向南不向北,免得苏联腹背受敌,让苏联集中力量在西线对付德国侵略者。也就是说,要以牺牲中国主权的代价来牵制日本,保护苏联。按照这个逻辑,“公开信”自然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周英才:《王造时反苏真相》,《文史精华》2004年第3期。)从此,王造时便恶运缠身。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反革命,“文革”中,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时不堪折磨死于狱中。死后上面命令王造时的名字不能出现在骨灰盒上,只能用假名。呜呼!一个权力竟然要管到人死后,消灭用了70年的名字,使你彻底没有尊严,彻底从人的记忆中抹去!所以,说文革是“封建法西斯专政”是一点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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