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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客”对家庭承包制的评价

这里的“天路客”是指在“五月花号”上签下大名的美国开国者。因此,这个题目可能会被人指责为“关公战秦琼”,其实不然。天路客们自然不会评中国的“家庭承包制”,他们评的是自己的“家庭承包制”。中国的家庭承包制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玩艺,是人类“自然”的选择之一,美国的开国者当年就搞过。

1620年11月11日,英国的清教徒们背乡离井、吃尽千辛万苦来到大洋彼岸,追求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自由的生活,特别是良心自由。但是等待他们的却不是天堂,而是死亡。寒冷的天气、恶劣的居住条件、远航导致的坏血病及饥饿,二、三个月时间里就有一半人死去:上岸时的100多人只剩下了50人。这50人建立了公有的社会,他们共同耕种,统一分配,甚至面包都是分到每个人,就与我小时候吃食堂一样。好不容易苦苦支撑到1623年春天,没有了从英国来的补给船的消息,他们面临饿死的威胁。要活下去,唯一的办法是增加玉米产量。经过多次讨论,总督采纳了主要成员的意见,允许各家依靠自己的劳动,自行种植玉米。总督根据人数比例给每个家庭分配了一片地,所有的男仆和孩子都列入家庭的名下。结果是,“它使每个人都勤劳耕作,玉米的产量大大增加,为他们免去了诸多的烦恼,带给他们极大的满足。总督也好,其他人也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造得出这么多谷物出来。妇女们这时也愿意走进农田,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种玉米,而原先她们推托说柔弱的女人干不了这些,若是强迫她们去做,会被认为是严酷的专制压迫。”

这个故事发生在1623年,如果不考虑时间上的差异——它比安徽小岗的改革(1978)早了353年——那么,它的主要情节与小岗改革如出一辙:它同样是公有制逼迫的产物,故事的主人公同样是为了活命,同样是自由选择的产物,方法同样是包产到户,结果同样是皆大欢喜。

对此,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二任总督(说是总督,其实就是中国一个生产小队长而已,但就是他及其50位伙伴,创建了人类最有生命力的制度。)威廉·布拉福德感慨道:“他们持续了数年的那种公社劳动试验还是失败了,而实践者都是一群虔敬、正直、诚实本分的人。这也证明了柏拉图和一些古典作家理论的空洞无知,这些理论还被后来的一些人所推崇。通过国家剥夺私有财产权,把私有财物纳入公社,这种做法会让‘国家’‘政府’享受到繁华盛世的愉快,仿佛他们的智慧已经在上帝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财物(直到用完)会引起诸多混乱和不满,使得人们无法及时就业、参加劳动,阻碍、延误了许多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和帮助的工作。最能干也最适合劳作的年轻人不愿为别人的妻子和孩子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劳动,因为没有分文回报。身强体壮、才智出众的人和那些身体羸弱的人所分到的食物和衣物毫无分别,而后者能做的工作只相当于前者的四分之一,这是不公平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身份卑微,年少的人同样工作,同样得食、分衣,这对他们多少显得侮慢不敬。男人的妻子们被吩咐去帮其他男人做工,如洗衣、做饭之类,她们认为这是一种奴隶劳动,也令很多做丈夫的不能容忍。如果他们是一群品行低劣之徒,这样的状况会变得更糟。如果所有人分到的一样,所做的一样,所有人都完全平等,人与人毫无分别,那么,就算没有实际上废除上帝为人所设立的特殊关系,至少也已经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本应保持的、非常重要的相互尊重关系。不要说这是人性的弱点使然,而要归因于这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设计规划。我想说的是,上帝洞悉人里面的缺点和不足,上帝以他自己的智慧看到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他们。”[美]威廉·布拉福德:《普利茅斯开拓史》,吴丹青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以下。

请原谅我如此大段大段地引证他的话,因为他太精彩了,胜过了中国人写的不知多少论文!我说他的认识远远超出了今天的国人当不为过。他从人性与信仰的双重角度否定了公有制,从此以后,美国政府再也不搞公有制了。在民间,虽然一直到1930年代也还有个别美国人搞公有制实验,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公有制在美国似乎没有人再提了,当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国家搞公有制的时候,美国人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国人则不然。我们容易“好了疮疤忘了痛”,我们更没有从信仰角度反思公有制,现在又有许多人想回到公有时代,更多的人则不肯放弃残存的公有制。当然,维护公有制有漂亮的口号,真正的目的是从不示人的。“权人”偏爱公有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公有制的实质是“权有制”,它为权人带来天量财富。可怜的实际上是穷人,但是他们至今还在做公有制的幸福美梦,他们梦想公有制的罪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们还想“共”他人的产。

人类历史(包括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公有制是一个有毒的苹果,表面光亮而美丽,食则丧命——只是迟早问题,因为它违背人的生物学特性。人是自利的动物,小则爱自己、爱自己的家庭基于爱社会,爱自己生活的国家甚于爱其他的国家,大则爱自己这个物种甚于爱其他的物种,以其他所有物种为食——只要能吃。正是这种爱使人类延续,使人这个物种能够占据地球。公有的平均主义倾向不仅不公正,而且也因其丧失生产和商业的竞争而使社会失去活力,同时使人的竞争完全变成赤裸裸的权力之争,使权力之争白热化。更重要的是,公有是自由的绳索,这一点请朋友们读读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相信会一目了然。以中国人的特殊经验来看,还有一个致命的、不可克服的毛病:贪污腐败不可遏制。毛泽东为什么搞四清?一个重要原因是干部的贪污腐败。以我的观察,公有时代的小队长没有不占便宜的,大队书记没有“没有二奶”的(女的除外)。不要小看当时的这些“小权人”多占几十斤、上百斤粮食的问题,甚至多吃一碗饭的问题,在饥荒年代,这涉及到谁能活下去的问题。

如果今天的中国人有美国开国者的智慧,则国家幸甚,人类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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