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周永坤 >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研讨会》纪要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研讨会》纪要

 [按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一公布,立即引起了我院师生的极大关注,我们把参加对它的讨论作为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的重要形式,我个人对此也十分看重,因此积极参与了此项活动。会议内容由张顺等同学录音并记录、整理成下文,供同仁批评。]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自8月底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刑事诉讼法所涉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义务问题极其敏感、严重,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法需要得到法学各学科的审查和建议,故召开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研讨会。在前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9月14日下午2点,研讨会如期在学院大会议室举行。本院与会的老师有周永坤教授、胡玉鸿教授、张成敏教授、上官丕亮副教授、刘文副教授、刘磊副教授、庞凌副教授等十多人,院外专家学者有:苏州市政法委副书记朱耀明、苏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薛国骏、苏州市平江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崔进文、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秦川和江苏剑桥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朱锦标等。会议由周永坤教授主持。

周永坤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他着重讲了以下几点:第一,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真正的宪法。第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落后于宪法规定及司法实践,修改意义重大。第三,此次修订是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契机。我国30年没有刑事诉讼法,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属于救急法律,带有文化大革命的痕迹;而1996年的修订也不理想。在法治和人权入宪的国内背景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尽力完善这部修正案。第四,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面极广,值得认真讨论。这次修订总共涉及到99个条文,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区区225个条文,修正比例达到了44%。考虑到其中一些修正法条与其他条文关系密切,实际上修正比例更高。第五,法律人有义务对法律修订提出意见,这是法律人的职责。

研讨会共分为两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由张成敏教授、秦川庭长、上官丕亮教授和薛国骏检察长发言。张成敏教授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过程中法学专家应对下列十五个重大问题进行审查:一是修正草案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对接或对应关系;二是审查修正案是否体现了宪法意图;三是修正案立案执行人的思维是否清晰;四是关注恶法滋生的可能空间;五是是否不适当赋予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六是修正案的半原则现象;七是立法摇摆现象;八是规则黑洞;九是司法政治和司法伦理的可容忍底限;十是修正案语境上的某些落后之处;十一是修正案与既有司法解释的吸收关系;十二是关注修正案审判程序的重大改变;十三是修正案条文表述瑕疵和瑕疵继承;十四是修正案的时间意义;十五是意见表达格式。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秦川庭长则从审判实践出发,提出以下几点修正意见:第一,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鉴定人员,侦查人员和证人。第二,完善与规范技术侦查。技术侦查手段是一把双刃剑。之前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在使用,却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依据。对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司法机关是比较欢迎的,特别是在毒品、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中。当然,技术侦查手段需要从程序上加以限制,包括适用案件的范围和审批程序。第三,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第四,草案中规定了庭审中增加量刑内容、开展量刑辩论的内容,但是目前开展量刑辩论有困难,公诉人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法官在庭审中,应当主动引导双方开展量刑辩论。同时,缺乏量刑证据方面的规定,应当加以补充。

上官丕亮副教授则从宪法角度,提出了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进一步体现宪法精神的五点建议:第一,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二,进一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删除有关拘留通知家属例外的规定。第三,进一步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明确“沉默权”,删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并完善有关讯问时间规定。第四,进一步保障宪法所规定的被告人获得辩护权,并进一步保障律师的取证权。第五,充分贯彻落实宪法关于法检公三机关互相制约的精神,规范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活动。

薛国骏检察长则认为,刑事立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相互博弈的过程,立场不同建议也不同。学界过于偏重被告人一方的权利保障,实际上应当均衡,即也应考虑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及如何保护被害人权利。我国不是一个自由心证的国家,我国的司法实践过度依赖于证据链条。在自由心证的国家,则可根据被告人的表情、诚信记录形成确信;同时,我国也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我国证人的证言可信度值得怀疑。基于此,薛检察官提出了以下修正意见:一是现代案件极大依赖技术侦查,但是侦查过程所得到的信息要获得保护。二是通过录像证据来证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如果在法庭在播放,所耗费的时间过长。是否可以考虑在庭审前设置一个程序,由几方当事人共同出席观看,形成确信。三是(修正草案)只考虑证人出庭作证义务,而没有考虑熟人社会。四是讯问时间草案延长到了24个小时,这也是基于人权保障与侦查效率之间均衡的结果。我国目前的讯问制度在实践中常常被双规制度所替代,因为双规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在自由发言时间,09宪政的孟凡壮就宪法与刑诉法发条之间的关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孟凡壮从俄罗斯、德国刑事诉讼法对宪法的贯彻及其启示出发,认为,德国与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对宪法的贯彻主要体现在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对婚姻和家庭、人身自由、住宅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的保护方面,并对就此一一佐证说明。在提问时间,参会人员就技术侦查手段、刑诉法和宪法之间的互动关系、证明标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二单元由朱耀明书记、刘磊副教授、朱锦标律师和刘文副教授先后发言。朱耀明书记从政法工作的角度,探讨了以下几个话题:一是人权保障的理念得以确立。例如对被告人的保护增加了许多条款,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要求;与此同时,对公检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法机关要适应新的司法理念。辩护人的作用得到充分的重视。二是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实质上就是强制措施,容易被滥用。三是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在部分案件中,如果近亲属出庭作证有利于被告人,则应当允许。四是辩护权的实现问题,即怎样与律师法的规定相衔接。

刘磊副教授则以《新刑诉·新思维·新格局》为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刘教授认为,新刑事诉讼法修法背景有四:一是市民阶层的初步形成;二是刑事冤案的频繁出现及社会负面影响(暴力刑讯对刑事司法的不利影响);三是“国际人权风”的影响。四是精英阶层的推动与司法改革的深化。在刑诉法修改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政治力学”的作用:修法指导思想必须是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而深化改革的“瓶颈”在于高犯罪率+低水准的犯罪预防、犯罪矫正并存。刘教授对此次修法的总体评价是:第一,并非“大改”,而是“小改”。体现在:宪法问题未决;民众对“公共法律领域”的漠然(市民社会总体上力量有限);学者的刑诉水平也有局限;高犯罪率(包括出狱后的再犯率)、高犯罪风险社会的现实等。第二,修法缺乏“通盘考量”(配套制度不足、前后有冲突、未解决法律适用混乱的顽疾等)。第三,修法的进步之处体现在辩护权的确立与相关内容的充实、被告人权利的扩充、证据部分的修改、强制措施修改、提起公诉程序和审判程序。在修法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反思:一是对欧美国家先进立法与实务经验的吸收与包容不足;二是修法通过后的实效尚需“谨慎”观察。

剑桥人律师事务所的朱锦标律师则对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在看守所,刑讯逼供是否有可能?单纯依靠录音录像是否可以完全避免刑讯逼供?如何保证录音录像的真实性?录音录像前的一段时间如何保证不发生刑讯逼供?因此,朱律师建议将录音录像的时间前移,将讯问前(从羁押场所到讯问场所)也纳入其中。第二,草案将讯问时间从12小时调整为24个小时的意义不大,原因在于我国《警察法》规定,对于具有违法嫌疑的行为人(非犯罪嫌疑)警察有权留置盘问48个小时。警察所做的也是盘问笔录,非讯问笔录。对于检察院而言,其可以借用纪委双规的时间,讯问时间的调整没有多大意义。第三,我国《律师法》第33条规定的会见权得不到保障,应当落实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此同时,《律师法》规定会见时可以提供法律帮助,但是刑诉法草案却规定会见不得涉及案情,两者存在冲突。此外朱律师还就律师与被告人核对证据问题、律师取证问题发表了简要的看法。

刘文副教授着重讨论了技术侦查问题。他认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交叉关系,草案规定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新形势下打击犯罪的需要,尤其是贪污受贿案件。二是借鉴了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三是对司法实践中已经应用的技术侦查、秘密侦查进行规范。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但是什么是“严格”却没有界定,批准机关也未规定,例如在国外就有预审法官这样的制度。第二,侦查时间长达3个月,而且还可以延长。第三,权力滥用产生的权利救济问题没有明确。自由讨论期间,与会人员就特殊犯罪的侦查、法官独立审判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最后,法学院胡玉鸿院长进行了学术总结。胡院长认为,召开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研讨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参与国家立法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二是评判草案得失,为法治完善提供了借鉴。三是促进理论部门和实践部门之间的互动。就本次研讨会所讨论的议题,胡院长发表了以下四点看法:第一,保障人权与维护秩序如何协调?学者站在被告人的立场,容易忽视国家权力机关运作效率。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既包括保障人权,也包括维护秩序。这里不是平衡的问题,而是协调的问题,即应该按照武器对等的原则,来真正设计出一套制度:国家机关需要怎样的权力维护社会秩序,那么个人需要怎样的防御性权利,不能和稀泥式的搞平衡。第二,人权和尊严的意何在?在进入刑事诉讼中场合,权利就发生了以下三个变化,一是从消极权利转化为积极权利,二是从受益性权利转化为防御性权利;三是从实体性权利转变为程序性权利。尊严是法律的伦理总纲,在刑事诉讼中,人的尊严可能因为以下三个原因而荡然无存:一是面对不可知的命运,例如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二是道德上的耻辱感;三是国家权力的高压。第三,宪法容纳刑事诉讼内容的限度。宪法与刑诉法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无论是《自由大宪章》、美国1787年《宪法》,还是法国1791年《人权宣言》,都有许多刑事诉讼法的内容纳入其中。这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宪法和刑诉法的关系为何如此密切?二是可以从实证角度(各国宪法)作出相应的解读。三是,哪些刑诉法的内容应该入宪,哪些不需要入宪,这是值得研究的。第四,国际人权标准对立法的影响是必然趋势。江平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有新的“两个凡是”:一是稳定压倒一切;二是中国特色论。国际人权标准实际上是最低标准,国情论不足以成为拒斥最低标准的理由。

 

张顺、尹德贵、彭芳林、耿晶纪录并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



推荐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