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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法官”的不忍之心

吉林电视台的“天天五味评”节目是少数可以一看的电视之一。该节目今天(9月15日)早上讲的是“文物鉴定的混乱江湖”,内中讲到启功先生做“法官”救人一命的事,值得法官们引为楷模。

故事得从文化大革命讲起。文革中的造反派以“破四旧”的名义大肆劫掠文物,有的抢到自己家里,有的则上交到政府库房里集中存放。福建某地就有这样一座仓库,管理员姓陈。陈某监守自盗,不时将字画转移到自己家里,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终于东窗事发,所盗字画竟过百件。大家知道,我国的盗窃罪主要以数量为标准量刑,因此对陈某的量刑就取决于对所盗文物的鉴定估价。第一次鉴定的结论是一万元,觉得太低,重新鉴定,第二次鉴定的结论竟达15万元。依照当时的标准,15万元已达死刑标准。因为涉及死刑,法院逐委托北京的专家作第三次鉴定。接受任务的是三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位是启功先生(其他两位的大名没听清,只记得一位是史姓的于2007年过世的先生,此公死后现正卷入一宗涉嫌将假的“金镂玉衣”鉴定为真,骗取20亿元贷款的事件,如果属实,我认为构成诈骗罪共犯)。

三人共同鉴定的结论是,一万元肯定不止,15万元高了,定了个七万。但是七万仍然达到死刑标准。想到自己的鉴定要送一个人的命,这引发了启功先生的不忍之心。第二天,启功先生再次召集三人重新鉴定。启功先生说,文物估价这东西没有定准,“该打屁股的事不要砍脑袋”,而且,陈某第一次盗窃发生在1971年,不能以现在(1980年代)的价格来定。大家心领神会,最后在死刑以下定了个价。陈某依此鉴定被判无期徒刑。

启功先生的行为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与本色。这使我想起周氏汝南堂的始祖周敦颐。他老人家为南安司理参军时,有囚不当死,但是他的顶头上司一定要叫他判死刑,周老先生力争不胜,愤然辞职:“如此尚可士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此也“不忍”也,不忍看到不该死的人判死。

但是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哲学已经将国人的不忍之心“彻底埋葬”,“对敌人像冬天般冷酷无情”成为国人“道德”的一部分,法官也不能例外。十多年前与一位朋友的闲聊至今不能释怀。这位1980年代严打时进法院的朋友告诉我,当时杀人太多(因各地比赛杀人数,杀人越多越革命,具体数字我不敢说,怕是“国家机密”,反正多得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他担心有冤案,就对一位年长的同事(刑庭庭长)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谁知那位同事的回答竟是:“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朋友的回答是:你就不怕报应?那位法官没有回答。若干年后,此冷漠法官死于癌症。这只是描述事实,我不相信报应一说,因为那样对生病的人不公平,好像生病就做了坏事一样。

我强调法官要有不忍之心,法官不能有太强的复仇心理,不能冷漠。因为你的判决或给人带来财产损害,或给人带来痛苦,重则丧命。我认为,现在的法官缺少的东西很多,这是其中之一。为了迎合上级,为了“协调关系”,为了自己的政绩,甚至为了“投桃报李”,有些法官不惜作枉法判决,甚至制造冤假错案而“不皱眉头”。当下的一个例子是河北的聂树斌案,制造了冤案就是死不改判。对此,我要问一句:你忍心么?我建议,但凡你有此恶念的时候,想想人类的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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