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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与一般法理学

——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会议上的发言

 

[6月12日,参加了一个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在会上的发言供批判。]     

 

尊敬的各位朋友,首先我要感谢上海复旦大学和社科联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元素与一般法理学》,为什么讲这样一个主题呢。邓正来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个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问题,一般的理想图景在一篇小文章里很难说清楚;同时,一般法学问题由于太大也很难说清楚。因此,我选择了讲讲法理学问题。我试图在中国元素和一般法理学之间建立联系,能不能在中国元素上面、如何在中国元素上面追求一般法理学。我讲四个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中国法理学研究追求的目标是“中国法理学”还是“一般法理学”。我想,就法理学的学术性质而言,天下一个法理,不应国家不同而易其理。尽管人们实际上赋予法律不同的意义,但是法理学追求的是法律的“应然之理”,是学理,它应该是一样的。因此与外国不同质的法理学是不存在的。“中国法学”和“中国法理学”的提法大家已经约定俗成了,这个“中国法理学”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法理学”是中国人研究的,这个法理学是研究中国的,这个法理学的成果是中国人的,在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法理学”是存在的。但是在学术的意义上“中国法理学”是不存在的。因此,“某国法理学”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是指它产生的地域而言,是指它使用的主要元素而言,并不是说这个学问以“某国法理学”为目标,因为在学术上根本就不存在“某国法理学”。

    我们不妨将学术研究看作足球比赛,参加比赛就得遵守比赛规则,你不能以自己的特殊性要求特殊的规则,因为那就无法进行比赛了,尽管你很不服气外人的足球规则,但是你不能够搞出一个“中国足球规则”。即使搞出来,你也不能参加世界杯。既然“中国法理学”只是一个通俗的用语,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用语,那么“中国法理学”不能作为法理学研究的目标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只能追求一般的法理学。为什么一般法理学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这也是需要论证的。

我讲这样讲基于两大理由:

第一,法理学的目标就包含在它的定义当中,虽然各家对法理学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基本内容还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性。那就是,法理学是研究所有法律制度当中一般问题、一般原理、一般原则、一般价值和一般方法的学问。既然它的研究对象是一般的,它得出的结论是一般的,因此法理学只能是一般的,不能是特殊的。因此法理学的研究目标是一般,而不是特殊的。

第二,基于经验的观察。在经验中,从来没有看到那个学者要建立一种国别的法理学(中国学者例外)。无论是历史悠久的自然法学派还是近世发展起来的规范法学、社会法学莫不如此。规范分析大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二版后记中明确宣示他的代表作《法律的概念》一书旨在“提供一个一般性及描述性的关于法是什么(what law is)的理论”。庞德在20世纪初就指出,20世纪法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乃是否弃“19世纪英美法律人所信奉的那种极端的地方主义。”因为“商业交易活动始终是在跨越政治边界的情形中展开的”,“伴随着经济秩序的统合和扩展,在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达致并维续一种恰当的平衡,成了法律科学的一个首要问题。”“建构一种关于地方性立法和地方行政与适合于统一化世界的普遍法律原则间关系的理论,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法学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总之,配得上“法理学”这一概念的理论必须是“一般性”的。你尽可以不赞成别人的“一般结论”,可以批判它;但是你却不可以声称反对一般性,你只能提出不同于他人的“一般的”结论。

客观上,所有的理论家都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他们做学问使用的语言、方法、知识积累、观察对象,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但是如果他要想做出有意义的学问,就必须使用业内约定俗成的概念和方法,就必须在前人(包括外人)的研究基础上展开,否则“人们只不过在各说各话,而不是在对相同的东西做沟通。”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鸡同鸭讲。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硬要这样做,其结果只能是不得要领,不被承认为有意义的学问。

而且,过分强调“中国法理学”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中国本身是一个空间概念,而社会空间区分有个“尺度”问题。如果有中国法理学,就应当允许有“上海法理学”、“江苏法理学”、“四川法理学”,而且它们各不相通。无疑这是不恰当的。

当然,现在有的人很牛,声称“不需要人家承认”,大有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耕种的味道。这样做勇气可嘉,外人当然也奈何不了你。不过学术如此“牛”下去结果堪忧。我当年参加过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教材的编写,当时的作者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原理归结为二十几条,放在正文前面,大有不可动一字的味道。可是现在还有谁记得它?

    第二大问题是,中国元素及其局限性,中国元素是有局限性的,时间问题我只能讲讲我的观点。第一,只关注中国资料的局限性,这一点研究人都很清楚,如果你只关注中国资料的话,肯定是以偏概全的。第二只关注中国问题不行的,为什么?在全球社会中,中国的学者只是全球村的一个村民,中国人也是全球村的村民,这些村民不能够只看到自己的院子,必须观察理解和学习他的邻居。这个局限性还表现在解决中国问题需要超越中国问题。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现在必须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它不是中国的。还有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具有共性,你不能只看到特殊性,看不到共性。单纯的中国成果也有局限性,你的成果如果只是中国的,只是关注中国的,那是有局限性的。

    要强调一点的是,法学、包括法理学研究的对象的特殊性需要超越国界,这就是法律具有跨文化性或跨地方性。由于中国元素的法理学具有局限性,这是第三个大问题,第四个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元素上面建立一个一般的法理学。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现在我们这几年法理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研究中国问题没有错。但是如果过份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问题,可能会造成一种视野的“收敛”现象,这是很不利的。客观上任何个别研究人员的经验都不会、也不可能把握全部经验,但是我们必须超越经验。只看中国而拒绝国外思潮,拒绝国外实践,表面上是一种民族自尊,它也确实具有民族主义的特色,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潮的表现。这种思潮其实不是民族自尊,而是一种极端自尊掩盖下的民族自卑,是一种新时代的学术闭国行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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