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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兽”生产机制论

[按这是一个讨论知识社会学问题的小文,起因于一位同学的来访,发在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1年第3期上。原文叫《人品与学术》,太“文”了一些,不适合在博客上发表。因为文中谈到何以中国盛产“叫兽”,所以将原题改为俗点的现题。请朋友们批判。]

 

人品与学术

有同学来访,提出了一个哲理性的问题:中国人强调人品与文章之间的关系,人品好,文章就好;人品不好,文章就不值得看。但是与此相反,西方人则强调人品与文章的分离,人品不好,文章可读。他举的例子是福柯。他说他不认同福柯的人品,但是认同福柯的文章。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当是培根,这位伦理学家是个地地道道的贪官。我姑且称之为“人(品)文(章)关系难题”。

我认为在事实描述的意义上,中西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只是程度问题而已,中国不存在绝对的“人品与文章相关”现象,西方也不存在绝对的“人品与文章不相关”现象。就中国而言,反证不少。吕不韦肯定是个奸滑背主的商人,但是他主编的《吕氏春秋》却千古流传;那个唯官是求,矫诏杀太子,甚至连自己的师兄也不放过的李斯,其《谏逐客书》也算是千古名篇。现代的典型则当数周作人,汉奸的人品通常好不到哪里去,但是他的散文却堪称美文。相信更有许许多多道德一流,文章却属狗屁不通的人湮没于历史之中。西方的反例也随处可见。康德道德高尚,文章也确实堪称顶峰;另一方面也当有更多品行不好的人确实也写出了不值得一读的狗屁文章。

不过,“人、文关系难题”确实是存在的。要讨论这一问题,得将“文章”限定在“学术”领域,因为在非学术领域,这一问题似乎没有那么尖锐,事实上,我们的讨论也限于学术领域。这样一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作者人品与学术水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知识社会学问题。

东西方人品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人品与学术相对分离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四:第一,学术规范的作用。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一整套学术规范,例如必须遵守逻辑,必须经得起概念的分析与批判。这些学术规范本身是独立于道德规范的,它支撑着学术共同体与学术的发展,这就促使了学术的独立,包括学术独立于学术创造者的道德评价。第二,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西方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在学术规范的规制下相互争辩,学术不断精进。能否进入学术共同体与人品无关,它只与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是否具有被同行认同的学术水准有关。因此从道德上看,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常常是良莠不齐的,但是他们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第三,学术共同体的独立性。由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社会或多或少尊重学术共同体,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以学术立命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具备了宪法保护的种种权利,他们独立于政治权力。因此,学术水准之高下由学术共同体自发的学术评价行为完成。这种评价不但独立于政治国家,也独立于通常所理解的社会。这就有利于将学术评价与道德评价相分离。第四,西方社会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利于人们认同不同道德水准的人的学术贡献,通常较少因某人的道德问题而“株连”他的学术,学术是学术,人品是人品。

西方这四个方面的特点恰恰是中国所欠缺的,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而是说相对的弱。第一,中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规范(起码是规范意义不大),学术评价就缺乏共同接受的验证标准,这就使人们倾向于用道德标准来评价学术。第二,由于中国社会是家长制社会,这是一种“纵向统治”的社会,任何“横向”的民众联系都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缺乏就无法形成学术评价标准,结果是道德标准走到前台,对学术的评价借助于对人的道德评价。第三,中国是“道德至上”的社会,大家相信一个人的道德好了,文章也不会错,所以某人的“道德文章”通常是连在一起说。例如某公道德高尚,大家也会对他的文章高看一眼,到并不是文章真的高一人筹。相反,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败坏,则他的文章也必受株连,好的文章也被冷落了。第四,中国的学术历来不发达,也不重要,它只是政治的工具,它的好坏便由权力说了算。而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常常是合一的,结果便是道德高尚(其实是政治过硬),学术也便被推崇,道德有问题(更多的是政治上不过硬),其文章也便不可读。还有一个因素应当考虑进去的就是,如果统治者看中了某种文章(例如儒学),为了使文章更“有用”,统治者就会通过神化作者而增加文章的感召力。在道德至上的社会,最为常见的神化手段当然是为作者制造道德光环。这也从一个侧面放大了中国“道德与学术不可分”现象。

上面讲的是“事实”问题,即在事实上,中国的“人品与学术的正相关性”高于西方。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学术评价方法或者选择阅读对象的方法,评价文章优劣与评价作者的善恶这两者是分开好,还是不分开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我认为这两者当分开为好,即不能“以人废言”。就像我们评价一个医生的技术水准与他的道德水准应当分开一样,这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人的尊重。从知识进化的角度来考量,尊重不道德者的文章是知识进化的重要进路。如果“以人废言”,无疑拒绝了一些重要的知识。例如,弗兰西斯·培根的道德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新工具论》等名著不当被忘记。除此以外,“以人废言”还存在一个风险:排斥了道德者的美文。因为道德是多元的,当我们以人品来评价或选择学术的时候,很可能是站在片面的道德立场上而关闭了心灵之门。例如,福柯是个同性恋者,如果以大多数人所持的“异性恋”道德来评价福柯的人品,则无疑他是个不道德的人;如果进而将福柯的人品与他的学术挂钩,结果必然是拒绝了福柯的智慧。在东方国家还会有这样的风险:导致权力即真理。因为在东方极权体制下,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事实上是统治者的道德,因此,道德评价后面站着的常常是一尊政治之神。这样,以道德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其实就是以政治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它的结果必然是强权即真理。

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有学生对“道德评价与学术评价分离”的取向表现出一种忧虑:会不会加剧“叫兽”现象?

这首先得澄清一个前提性问题:是不是存在学生担忧的教授即“叫兽”现象?我想,虽然“叫兽”这一字眼带有侮辱性,教授即“叫兽”现象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不过应当承认,教授道德水准的下降是个现实问题,在下就在网上被人“尊称为”“叫兽”。既然社会对教授有此“美称”,它起码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社会评价,因此不要回避它。不过,不要将它与“人(品)文(章)关系难题”混为一谈。

学生的担忧中其实包含了两个不同的问题:要不要对学者提出加强道德修养的“道德要求”?二是学问做得好坏与道德有没有关系?

毫无疑问,学者加强道德修养责无旁贷,特别是教授。因为学者是社会精英,他们担当着引领社会风尚的重任(不管事实上能否做到),如果学者群体的道德败坏,则社会道德堪忧,社会未来堪忧。更何况教授面对的是学生,常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已身不正焉能正人?而且学生对教授有自然的“信赖”,将教授视为榜样。如果教授成“叫兽”,则不但害己,而且害人。因此,同学对当下“教授即叫兽”现象的担忧不无道理。如果教授成“叫兽”,大学生都成为彻底的“功利主义者”,则真的将迎来鬼魅的时代。

学生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将“对人品与学术”的评价相分离与“为人与为学”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物。人品与学术评价的分离并不等于说人品与学术水准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在统计学意义上,无论中西,学者的道德修养与学术修养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差别只在“相关度”不同而已。在其他因素相近的情况下,地无分东西,人不分黄白,“德高则学高”,“德低则学低”是常态,两者的背离是例外。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学术的功利性利用通常做不了大学问。学术本身需要不计成败得失的宗教性的追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出真正好的学问。拿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只有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不为稻粱谋,不为五斗米折腰,才能真正现实“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业。一味地“屁股指挥脑袋”,一味的唯钱是从,不要说做学问,更不用说做大学问,不糟蹋学术就阿弥陀佛了。

如何解决教授的“叫兽化”现象?这不是道德教育所能解决的,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是不合理的制度导致了知识精英的堕落,这里只说三个最直接的制度问题。

一是学术共同体制度的缺乏。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制度,学者们便失去了学术交流与切磋的制度依托,加上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使学者缺少安身立命的制度性支撑。近年来,中国种种学术机构不断官化,有些学术机构本身是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学界深恶痛疾的“高校行政化”、“学术行政化”其源盖出于此。在此种体制下,学者高度依附政治权力。学术需要的恰恰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附状态不但有碍学术发展,对学者的人格也必然产生负面影响。依附只会使人变得自卑,变得猥琐,变得下流,只会蝇营狗苟。不知是否基于这一考量,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于1158年颁布法令,规定了大学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这使波伦亚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精神——自由与独立——的发祥地。正是这种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使波伦亚大学不仅对法学发展的贡献无可匹敌,而且对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堪属一流,许多大学问家包括哥白尼、开创了现代电气时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亨利•卡文迪什等人都曾在那里学习研究过。这一西方传统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杜绝了“叫兽”的产生。学术共同体制度缺乏对道德的另一负面影响是,学术缺少共同体的自律,不能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结果便是不道德者日增。

二是垄断学术资源的制度。由于学术资源的垄断,独立的研究成本太高,出于经济的考虑,许多学者主动向权力靠拢,选择了“叫兽”之路。为此,在下忝列教授之中,虽然以“叫兽”为不耻,但是对于众多的叫兽型教授也深表同情。

从选题说起。不知从何时开始,选题由官方与半官方的组织确立,不按此行为,拿不到选题,极端的时候甚至必须对选题“依样画葫芦”,差一个字都不行。近年来,课题的“指挥棒”作用逐渐提升。我出道的时候,评价学者还是以“产出”为标准的,能否拿到选题固然重要,但是并不影响凭职称。说来惭愧,如果用当今的课题标准,我至今恐怕只配做“老讲师”。可是现在不行了,你写的东西再多再好,没有课题你就甭想评职称,因而就不能成为教授、副教授,这对年轻人真的太残酷了。再说性命交关的发文章。许多刊物是政治挂帅的,你的文章写得再好,只要说一句“敏感”,就束之高阁。除此以外,现在还增加了金钱的力量,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想评职称者都为年轻人),没有钱几乎不用想发文章。有了课题,就有了钱,有了钱就可以发文章。三说评奖。评奖事实上多多少少是各级权力的操作。遇上“通讯评议”还好些,学者们之间还有一杆秤(虽然受到腐蚀),一到最后关头,只要一个人说题目“敏感”,或者说“有人有不同意见”,事情就砸了。权力从“别惹麻烦”的自身利益出发(更不用说故意整你),你就是有爱因斯坦的才,也别想得奖。而拿课题、发文章、拿奖项是种种评职称的必要条件。这一制度逻辑运作的结果就是,如果你太过特立独行,你就甭想当教授,甚至吃饭都成问题。更重要的是,聘用教授是权力行为,而不是自治型学校或教授共同体的自主行为,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极其荒唐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当“叫兽”是成为教授的必要条件(当然有例外)。

好人难以立足的现实,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学术界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现在有许多人先通过种种我不忍说穿的手段拿到课题,有课题自然有了钱。而课题通常是“定调在前,研究在后”的,这样“叫”的文章反而由于金钱的支撑而容易发表:因为刊物愿意发课题文章,以提高知名度,而且这样的文章风险小,况且刊物还可以借此创收,何乐而不为?结果自然是真正有质量的文章相对难发。课题官化还产生一个腐败现象:课题是官定的,拿课题必须迎合要求,等到拿下来后发现无法交差,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请学生代劳,更坏的当然是抄袭交差。

有网民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原创,可是很多人渐渐都成了盗版。”这是制度使然。先是制度催生盗版,继而制度使原创不敌盗版,盗版必然繁盛。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制度运作的流程表现为:官方垄断学术→权威著作领衔盗政治权威之版→一般著作盗权威著作。结果是繁荣(论文世界第一)的学界呈现的只是“一片叫声”。这样说固然有些绝对,也不是说中国学界绝对没有高质量的作品,而是说坚守道德底线的学者失去了制度的庇护,增加了道德者为人为学的成本。成本的增加必然使许多人视道德为畏途。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官方垄断了学术资源,但是却没有尽到监督学术规范的责任。现在的学术腐败天天发生,但是我没有发现有那个腐败是由学术监督机构主动发现的;对于社会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没有见到学术监督机构有什么作为。不仅如此,许多本该监督的机构为虎作伥,充当了“和谐”学术腐败的“和事佬”。这里的利益关系相当复杂,重要的一环是学术部门领导的政绩与学术监督之间的利益冲突。学术部门领导的内心并不希望揭发学术腐败——过多的学术腐败会影响自己的政绩。而学术监管部门是他建立的,向他负责的,他不愿管,其他的人当然乐得自在。其问题的实质就如同各地的一把手对检察院反腐提出“量化”要求是一样的。请注意这个“量”不是必须抓多少,而是不能超过多少。

第三,学者的单位所有制。中国的现制下,学者们分属各个单位,单位与学者便产生了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包括对学者的道德与学术评价方面。学者拿到的钱、发表的文章都算在单位的功绩中,否定了学者,就在一定程度和否定了单位。因此,各个单位出于自我利益考虑,不但不会主动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反而会对本单位的学术腐败百般回护,以增加自身的竞争力。更可怕的是,还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一旦学者出了问题,单位还会动用自身的能量影响司法判决,使司法失去(起码是降低)打击学术腐败的功能。一个例子是,如果不是肖传国的“自我爆炸”,方舟子的揭发也是白搭。清楚了这一点,大家就会对下面的现象见怪不怪了:14亿中国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知几几万,但是容不下一个打假的“新语丝”,一有“敏感”的事,新语丝就上不去了。单位的此种行为本身具有与“叫兽”共谋的性质,其实质是一种牺牲学术共同体的总体利益而谋私的行为。这必须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当处罚单位的“护犊”行为,形成一种淘汰行业害群之马的机制。

 

2011元旦投《法治论丛》,给编辑部xuebao@shup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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