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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的义务”?

今天“西方法理学”课上有同学提出了“守法的道德义务”来源问题,正所谓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解答。

“守法的法律义务”之说面临逻辑上的问题,即“守法”之“法”与“法律义务”之“法”的同一性问题。在古希腊包含了道德在内的法概念中,这个问题被掩盖了,实证主义者将这个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同一性”难题告诉我们,“守法义务”的权威性依据只能到法律外去寻找,结果有如下可能:

1、守法的道德义务。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就隐含了一个前提性命题:所有的法都是合道德的,否则这个义务就不能成立:如果道德评价与法律相左,则守法不但不成为法律义务,而且反抗法律可能成为一项道德义务。

2、守法的政治义务。它所碰到的问题与“守法的道德义务”相同。只有在“实在性政治概念”中,此说才能成立,在“批判性政治概念”中,此说不能成立。

3、守法的宗教义务。它与前者所碰到的问题是同样的:宗教与法律的一致性问题。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宗教的多元性问题。有的宗教提倡有守法的义务,例如基督教、佛教。但是也不尽然,有反抗性质的宗教就视不同的法律而定。例如伊斯兰教,对伊斯兰立法它主张绝对服从,但是对非伊斯兰的法,它就不一定主张遵守了。

4、意识形态的义务。这一点更说不通,因为典型的中国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就强调反抗法律。

那么,出路在哪里?拉兹的“社会权威”说可能是一种理解,或者,“守法的义务”一说本身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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